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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排序为何王洪文最末:玩乐不问正事

发布时间:2017-12-16 10:01  浏览次数:

王洪文(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徐焰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10月6日当天只是在少数人中间传播。保密的重要理由,是防备其余党发动暴乱,因为当时的中央宣传和新闻部门乃至上海地区还被这伙人控制。

就在10月6日当晚,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领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拘捕了“四人帮”在那里的死党。为了不惊动上海方面,在几天之内电台、电视台还不改变节目内容。

在北京市内,“文化大革命”中从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率军宣队进驻“六厂一校”、后长期成为“四人帮”追随者的迟群、谢静宜,也在10月6日被秘密抓捕,从而斩断了他们可能煽动“两校”闹事的渠道。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对上海问题的解决,也比预先想像的要顺利。10月7日以后,此前一直与王洪文等人保持着电话联系的“上海革委会”内的“小兄弟”们突然同这些“首长”断了线,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人。当时中央警卫局为了防止泄密,将姚文元等人的家属也控制起来并搬迁到新地方,上海的那伙死党自然打探不到消息,却感到情况异常。10月7日当天,中央通知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10月8日,上海市委的一批人又从上海警备区那里了解到,军队已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些情况,引起“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的警觉,他们怀疑“四位首长”已经出事。那个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女将王秀珍于10月8日派一个秘书飞往北京,规定了联络暗语。此人当天到京后马上回电话讲了暗语:

“我娘心肌梗死”。

讲起来也有意思,这伙人在规定暗语中,也下意识地将江青视为“娘”。

同日,王洪文从上海带到北京准备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从电话中传来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那个跳芭蕾舞得到江青赏识升官到文化部的刘庆棠也向上海打来电话用隐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其实,这就是说部长于会泳等江青的爪牙都被抓了起来。

10月8日当天,上海的一伙“四人帮”党羽下达了准备暴乱的动员令,组织3,500民兵集中,万民兵待命。不过他们中有点军事知识的人也提出,这些工人民兵再多,也不如军队有一个团的核心力量,于是“小兄弟”们便争取上海警备区的支持。由于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接到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上海警备区内个别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也停止了与之来往。此时如果上海出事,南京军区部队完全有把握将其迅速粉碎。

在上海准备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其实也是外强中干。他们过去“造反”时高喊“不怕牺牲”的口号,真正事到临头又是畏惧不已,缩头缩脑犹豫不决。

10月9日,中央通知上海的其他几个负责人也到北京开会,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是心存侥幸,遵命前往北京,在那里被捕。留下的骨干分子见大势已去,则忙于解散秘密的暴乱组织,销毁罪证。全国的人心,包括上海的人心所向,决定那伙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既得不到广大干部的支持,也被最广大的群众所鄙视,处于极端孤立、极端虚弱的地位,一旦树倒必然猕猴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是按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即“王、张、江、姚”。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却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起最大作用的核心人物。若仔细分析,这帮坏家伙也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江青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和凝聚的中心。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在会上便说明,“‘四人帮'的头头是江青”。